绵延千年的士族如何绝迹？
大唐是一个士族的时代，又不是一个纯然属于士族的时代。隋唐没有新的门阀士族出现，因为士族门阀本就是九品中正制的产物。
而自隋代开创科举制取代魏晋南北朝实行的九品中正制起，士族门阀就已经失去了地方官吏选举推任的特权。接踵而至，隋末的天下大乱又使得不少昔日富裕显赫的士族因土地流失和人口减少在经济上也陷入了窘困。
步入唐代之后，诸多的士族门阀早已不复当年的荣光，他们也早就走在了一条下坡的路。但是，千年传承所累积的声望又使得他们幸运地在这条下坡路上缓缓行了三百年才彻底消亡。
初唐时期，人们依旧有着较重的门第观念，士族出身也依旧时人所看重，其中“五姓七望”的高门士族最为受时人推崇。所谓“五姓七望”，也叫“五姓七族”，即陇西李氏、 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其中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早先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就已经是钦定四姓名门了。
时过境迁，四姓名门早已被贵为皇族的陇西李氏后来者居上，而“五姓七望”的世家子们虽显名于州里，但论当世的官爵已然比不了唐初一些门第不高的新贵功臣。然而，在旧日门第观念的影响之下，那些唐初原本门第不高的新贵们又热衷于同以“五姓七望”为代表的山东士族联姻来提高自己的门第
而这让那些原本已经走在下坡路上的士族门阀们又得以高门自持，他们通过嫁女卖婚的形式不仅获得了高额的彩礼，还重新缔结了新的势力关系网。旧日的士族门阀重新壮大，这显然不符合皇权利益。为了打压这些士族门阀，唐太宗早在贞观初期，下诏让高士廉等人修订《氏族志》，希望通过重新划定士族等级来一改旧日风气。
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第一版修成的时候，还是将崔民干等山东士族列为了第一等。于此，唐太宗不仅不满意，还相当不解，用其原话：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 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 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于是，高士廉等人在重新修订第二版的《氏族志》的时候，充分贯彻了唐太宗“崇重今朝冠冕”的指导思想，将皇族定为了第一等，外戚定为了第二等，而旧日士族门阀则屈尊降贵到了第三等
其后，唐太宗为了进一步打压士族门阀，他在贞观十六年（642年），下了《禁卖婚诏》。然而，《氏族志》和《禁卖婚诏》在实际地推行当中，其收效一般。
到唐高宗时期，“五姓七望”为世人所重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于是，为了打压高门士族，提高支持武则天那一派的二流士族和寒门出身朝中新贵们的地位，唐高宗延续了唐太宗时做法，使人修订《姓氏录》，将外戚一族的武氏和皇族李氏同列为了第一等，并将士族的范围扩大到了“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
接着，唐高宗也搭配下达了一道新的《禁婚诏》，明确指出“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度世）、卢浑（卢溥） 、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
但其收效，依旧很一般。因为这并没能改变传统士族门阀以门第自持的现状，甚至还成了一些士族门阀自吹自擂的工具，仿佛没有上禁婚诏名单的士族就不是真正一等一的高门士族。跟着，这些士族高门在婚姻市场也依旧为人追捧。
不过，无论传统士族门阀如何自持金贵都无法改变时代前进的脚步。武则天称帝之后，由于她本人并非高门士族出身，所以她对寒门庶族的重视度超过了之前的李唐皇帝。为了广纳贤才，武则天不拘于门第，派人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武则天亲自考核，凡通过考核者，不问其出身如何，皆委要职。其次，武则天还下诏，让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如此，庶族百姓又多了一条上升的渠道。不仅如此，武周时期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并开创了武举的考核。武则天如何加大范围的选官，无疑进一步压缩了士族门阀通过门荫的传统方式步入仕途的空间。
到了唐玄宗时期，越来越多的士族失去了门荫的庇护，不得不通过科举考试来步入仕途。好在这些传承千年的士族们通常家中不乏藏书并有着较深厚的家学。所以，他们投身科举之后，不少人金榜题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杨西元先生统计，唐代宰相369人，士族有132人，这其中有81人是科举出身。由此，可见科举考试不仅对庶族影响重大，对士族亦如此。
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唐玄宗下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私学的建立，进一步向大众普及了教育，它不仅冲击了士族们的家学传承，还侧面把科举带动地内卷了起来。科举相较之前，变得越发难了，人们对进士及第者的看重度，也逐渐超过了单纯的士族出身。
不过，万事也有例外，并不是所有的士族都看重科举，也不是所有的大唐皇帝都排斥士族。先说不看重科举的士族吧，比如赵郡李氏出身的晚唐宰相李德裕，他本人就相当不喜欢科举取士的形式，并主张朝廷多用公卿子弟。而他的好朋友另一个高门士族出身的晚唐宰相郑覃也不喜欢科举取士，甚至还提议过废除进士科。而且他俩都身体力行地拒绝参加科举，都是通过门荫的方式步入仕途的。但讽刺的是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和郑覃的父亲郑珣瑜，当年都通过科举的渠道入仕的。
某种程度来说，李德裕和郑覃是科举制度的变相受益者。跟着，他们反对科举取士，显然是违背时代进程的，也没有实质的操作性可谈。毕竟，科举取士在晚唐已经是一件深入人心的事了。大把的寒门庶族和落魄的士族通过科举改变自身的命运的同时也占据朝堂上诸多的席位。
而此刻，晚唐的皇帝一改之前大唐皇帝们对士族高门打压排斥的态度，比如唐宣宗就比较喜欢用士族子弟，甚至直言：“可为士族法”。博陵崔珙一家和清河崔邠一家在那会儿，分别达到了“历台阁、践藩岳者二十余人。大中以来盛族，时推甲等”和“四世缌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郸凡为礼部五，吏部再，唐兴无有也。”
由此，有人说这是士族门阀在晚唐的一场复兴。不过，现实的情况是大兴科举之后，士庶合流已经成定局。这里说是复兴，倒不如说回光返照更加合适一些。因为早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的诏令就明确指出了，只有“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才能被称为“ 衣冠户”，只有“衣冠户”才可以享受免除差役的特权。这一特权在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属于士族门阀的。因为他们是旧时代里的“衣冠户”。
然而，新时代的“衣冠户”需要的不是士族出身，而是进士及第。这样的背景之下，士族门阀在世人心中的声望也早就不复当年，唐宣宗上台后，自然没特别必要跟之前大唐皇帝一样去刻意打压士族高门
关键，彼刻的大唐王朝自身也在风雨飘渺的动荡之中。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了大唐的顽疾，又一个属于武人的时代在悄然开启，而这样的时代原本就不属于偏重文墨的士族们。
二、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放榜日，长安的酒肆中，一位名落孙山的考生，在壁上提下了这首《不第后赋菊》之后，便愤然离去，彻底放弃了科举入仕的念头。此人，即是后来的农民起义军的首领黄巢。
多年后的广明元年（880年）年底，黄巢故地重游，他领着农民起义军攻入了长安。而这时的大唐皇帝李儇，早在这之前，他就步唐玄宗的后尘，带着千乘万骑，弃都出奔至成都了。
作为农民起义君的领袖黄巢刚入长安时，拿出姿态还是可以的，他不仅禁止手下剽夺百姓的财货，还晓谕市人，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可惜好久不长，随着黄巢在大明宫的含元殿即位，他摇身一变从农民起义首领变成了大齐的开国皇帝之后，其他的事也很快地就跟着变了样。黄巢开始的时候，原则上说之前的朝中官吏，四品以下留用，余者罢之。但现实呢，黄巢的部下很多人跟他一样起自寒微，他们当中不少人对唐朝那些士族官吏们都心存怨恨。
于是，这些人出于私恨，捕杀了很多士族官吏，并且掠夺了他们的财产。对此，黄巢并没能加以禁止，因为他本人也同样厌恶唐朝那些士族官吏。跟着，他自己也同样忙着清算李唐滞留在长安的遗老遗少们，比如唐宰相豆卢、崔沆以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刑部侍郎李、京兆尹李汤等人躲藏于在民间，皆在这一期间被黄巢使人搜捕并处死。
而唐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等人，为了坚持臣道和节气，不肯向黄巢军投诚而直接选择了举家自尽。跟着，之前率众迎接黄巢大军进城的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他本人虽然向黄巢投诚了，但他因为念及旧日的同僚之情，私下将一些唐公卿大臣藏于府内的复壁之中。结果，事发后他和他的旧日同僚们不出意外地被黄巢送上了黄泉路
一时之间，长安城里因为黄巢的杀戮，闹得人心惶惶。跟着之前大唐皇帝打压士族们的政治空间不同，黄巢对士族们的打压是物理性的消亡。
如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所言：“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诸多士族丧命于黄巢之手。不仅如此，一些已故的士族依旧没能逃过黄巢之手的屠戮，比如大唐前宰相卢携早在黄巢的起义军攻破潼关，逼近长安的时候就服毒自尽了。结果，黄巢攻入长安之后，还是派人掘开了卢携的墓，将其劈棺斩尸。
说起来卢携的家族就是唐高宗时期颁布地《禁婚诏》中点名提到的“七姓十家”。如此高门，最终这般结局收场，不由让人唏嘘，士族的时代真的彻底过去了。
中和二年（882年），唐军开始反攻，随着黄巢部将朱温的倒戈，双方对峙的形势发生了扭转。两年后，黄巢起义被平定，唐僖宗重返长安，在大玄楼举行受俘仪式，仿佛昔日的大唐又回来了。
但现实呢，昔日大唐和士族的时代都一去不返了。朱温踩着黄巢的尸体，走上了历史舞台，通过挟天子令诸侯，成为了时代的新宠。他跟黄巢一样起自寒微，对士族官吏的态度亦如黄巢。
唐天佑二年（905年）六月，在另一个曾经的科举落榜生李振的鼓动之下，朱温将尚书左仆射裴枢、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溥、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等三十多“衣冠清流”，杀于滑州白马驿，投尸于黄河，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
这个事件被后人称为“白马驿之祸”。而玩味的是为朱温拟草“白马驿之祸”中杀戮名单的人柳璨，他出自名门河东柳氏，是唐代名臣柳公绰和名书法家柳公权的族孙。单论出身，此人算得上是标准的士族，但他为了仕途前程，摒弃了千百年来士族引以为傲的气节精神，献媚于朱温，并刻意将自己排斥的大臣拟上了朱温的杀戮名单。
士族精神的消亡，让士族的声望扫地，也让士族的时代彻底画上了句号。至此，士族与庶人再无差别。
三、
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可见，士族的消亡之后，门阀壁垒没了，人们的社会意识也随之改变。五代十国开始，不问门第的婚姻嫁娶，让人们在择偶上有了更多选择；而取士不问门第，则让更多出身一般的能人有施展才干的机会。
随之而来的宋代，相较于之前的唐代来说，明显是一个更亲民且平民化的时代。拿科举来说吧，唐代的科举取士的名额没有宋代多，而且大部分情况之下，士族是占优势的。因为唐代科举早期在科举中的礼部试的时候，是不用不糊名的。所以，唐代士族子弟可以通过“行卷”的方式，即提前将自己的得意之作交给达官显贵，甚至主考官审阅，提高自己的声名来加大中榜率；而宋代不仅不兴“行卷”之风，还坚决贯彻“糊名誊书”的制度，其公平性和完善性胜于唐代。
自然也调动了更多平民子弟应试的热诚，北宋167年间，其录取正特奏名进士多达近3万人远超唐朝。这个数据的背后，大宋的扩招是一方面因素，另一个方面宋代教育的普及更广一些。毕竟，士族门阀没了，家学传承向学校教育发展。北宋大量地各地兴办“州学”、“县学”。虽然唐代也有“州学”和“县学”，但唐代不像宋代有学田制作为支持。所以，唐代在这些学校的维系上一直都经费紧张。跟着，教育质量上也相形见绌。
教育的普及让更多人跻身于读书人的行列，读书自然也不再是士族门阀的专利。从唐代到宋的时代转化，随着士族消亡，市民阶层开始逐渐在宋代兴起，真正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至此，文化教育不再单纯服务于贵族，而开始更多地服务于一般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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